人的发展究竟是取决于先天还是后天因素，或者说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谁起决定作用一直是科学界争执不下的问题，而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米德与弗里曼持续百年的论战，这是社会科学界最为知名的大论战，参与的学者众多，却一直没有结果。
这场论战起源于先天与后天之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生物决定论和遗传决定论占据了支配位置，达尔文的弟弟高尔顿就是遗传决定论的创始人，高尔顿曾经对个名人（著名的科学家、医生等）做过研究，这种人约在人中才有一名，他在随机抽样的基础上，预计一个取样组只有一名有名望的亲戚，而结果却有名。
据此，高尔顿认为伟人或天才出自于名门世家，在有些家庭里出名人的概率是很高的。高尔顿汇集的材料证明，在每一个例证中这些人物不仅继承了天才，像他们一些先辈人物所表现的那样，而且他们还继承了先辈才华的特定形态。一位杰出的法学家或律师往往出生于一个显赫家庭，而且是在法律方面的显赫家庭。与之相反，那些在心理发展上有缺陷的人，也是由于遗传的缘故。
年，他发表了《遗传的天才》一书，在书中得出了重要的结论“一个人的能力，乃由遗传得来的，其受遗传决定的程度，如同一切有机体的形态及躯体组织之受遗传的决定一样。”
高尔顿的遗传决定论重视遗传素质的研究，但夸大了遗传素质在个体心理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了后天生活环境的作用，这是欠妥的。在20世纪20年代，米德向遗传决定论发起了挑战。
优生学的代表当时在太平洋中部有一个萨摩亚群岛，原信波利尼西亚原始宗教，崇拜首领，并有众多禁忌，可以说萨摩亚人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原始文化。米德认为他们受后天的因素影响较小。
米德是人类学之母，米德修习过纺织、音乐、雕刻、绘画、算术和诗歌。在米德8岁时，曾担任教师的祖母让米德观察记录妹妹的语言习惯，这让米德从小就开始接受了良好的人类学训练。
米德师从人类学一代宗师弗朗兹·波亚士，年，23岁的米德不顾波亚士的劝告，只身前往南太平洋小岛萨摩亚，开始了人类学最基础，同样也是艰苦而重要的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被公认为是人类学学科的基本方法论，也是最早的人类学方法论。它是来自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论，即“直接观察法”的实践与应用，也是研究工作开展之前，为了取得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前置步骤。
“参与当地人的生活，在一个有一个严格定义的空间和时间的范围内，体验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思想境界，通过记录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展示不同文化如何满足人的普遍的基本需求、社会如何构成。”这就是田野调查。
然而当时的萨摩亚可以说因为与世隔绝，有许多的病菌是现代社会的人无法适用的，而且当时人们并不清楚萨摩亚的生活习俗，所以具有很大的危险性。
经过9个月的调查，已经2年的研究，年米德出版了人类学专著《萨摩亚人的成年》，米德认为萨摩亚社会充溢着普遍的随和性，没有青春期的压抑与苦恼，男女之间的性爱更是“十分愉快的舞蹈”。
她在书中得出结论：青春期危机理论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并非所有社会的青少年在青春期都会出现心理危机。
“以往我们归诸于人类本性的东西，绝大多数不过是我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文明施加给自己的各种限制的一种反应。”
简单来说，米德认为青春期现象并非是先天形成的，而是因为后天因素而形成的。米德的观点对当时的著名心理学家霍尔“青春危机论提出了挑战，霍尔认为青年期之情绪不稳是必然现象，也就是人有青春期是天生的，所以主张青年教育。
米德的观点对当时的遗传决定论给予了致命一击。
米德认为人格具有可塑性，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有一段时期可以接受与父辈不同的价值观。但是，可塑性是有限的，让孩子创造不符合其所处社会的价值观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成人的规则最终将取胜。
这里，米德再次强调了文化决定论——文化的力量是异常强大的，一个人不可能试图通过让学龄儿童接受其父母根本不能容忍的新行为模式来改变他们身处的社会。
简单来说，比如说我们中国是说中国话的，你如果呆在中国，强行让孩子说英语，孩子一样会说一些汉语，因为他不可能拥有一个纯英语的文化环境，所以人对孩子的塑造是不可能脱离其所处的文化环境的。
当时的“先天——后天”之争米德占据了上风，而《萨摩亚人的成年》也被称为人类学“田野调查实验研究的经典之作”，
直到年米德逝世，其萨摩亚研究范例也没有遭受到真正有力的挑战，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荣誉教授德里克·弗里曼于年推出的《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一书使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弗里曼尤其